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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時報【童元方】

劉劍雯要出書了，書名是：《性別與話語權：女性主義小說的翻譯》，根據她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論文精審整理而成。8年前她從廣州到香港，修讀性別研究課程。這課程的性質在跨領域，主要是以性別視角為理論基礎的研究，視議題而由他系支援。那年劍雯申請性別研究與翻譯，需要做翻譯研究的教授參與，她的全英語電話口試由我主問，她答得有來有去，座上諸君皆為所動，使沉悶的暮春下午，有如空山新雨之後，頓覺一片清涼。

這樣我成了劍雯的論文指導教授。根據學校規定，她跨越性別研究與翻譯兩個學科，要滿足兩科的學位要求，但研究室則擺在翻譯系，也就是我辦公室對面。如此開啟了一段深刻的師生緣。

劍雯在大陸已有一碩士學位，進入中大時由於學制與學額等問題，最後進了哲學碩士班。她自忖：既然如此，不如把基礎打得更堅實些，所以毫無怨言。一方面適應香港快速的生活節奏，一方面努力讀書。不想一年後出了一博士缺，大家均屬意於她。這意味著她要比預定計畫提早一年參加資格考。來自兩科的兩張硬書單，包括所有性別與翻譯研究的重要理論，以及隨之而至的筆試與口考，是真正的硬碰硬。她沉默地接下考驗，最終成為博士候選人。我親眼見證了她性格裡的堅持與堅忍，是她名字中「劍」所代表的勇往直前的鬥志。

劍雯的研究興趣很清楚，是當代女性作家作品的翻譯，但要尋求一切入點，並不那麼容易。我發現：要談文學作品的翻譯，應先談文學作品的原作；要談女性主義作家的創作，應先談女性主義；要談舶來的女性主義，應先回溯女性主義傳入的歷史與影響。女性主義的理論主要是透過翻譯而引進的。亦即先有女性主義的視角，後才有女性主義的小說創作。

所以劍雯的論題有兩個層次：一為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，一為女性主義作品的翻譯。至此，才又想到女性主義理論傳入台灣的時間比傳入大陸要早十多年，一篇論文難以涵蓋兩個不同的時空，所以就把劍雯論文的範圍鎖定在中國大陸的「女性主義」創作以及譯作。

上世紀80年代初期，中共中央的文藝政策逐步開放，為作家帶來比較自由的創作環境，翻譯題材的限制也相對放鬆些，女性主義的文學理論在此時經由《世界文學》這份期刊大量譯介入大陸，之後，專書論著也逐一翻譯出版。比如，西蒙波娃的《第二性》，台灣版1972年出現，大陸版則是1986年才出版。為了細察女性主義思潮的沿革，劍雯把中大圖書館收藏的每一期《世界文學》都看了，爬梳出所有重要的文獻。

再舉一例來說明劍雯追索話語權與翻譯的關係。以傅柯的著作為本，她界定了話語與權力的意義，以及其與女性主義寫作和翻譯的種種瓜葛。再以文化學派的翻譯觀，也就是「翻譯即重寫」，細細探討了譯者如何以翻譯建構女性話語權，又如何維護男性話語權。與其他範疇的翻譯不同，性別視點的差異可以影響翻譯，有心的譯者往往利用翻譯，來操縱性別所帶來的不同立場。這一章足以見到劍雯的用功之深與用力之勤。

劍雯的論文尚未寫就，我就離開中大去幫東華三院成立新的學院。多少次夜裡看稿至三更，清晨再與她在火炭火車站露天的長椅上討論。冬日的風從不止歇，我們也不覺得冷。最後總是劍雯送我搭車，一起坐到或站到旺角。老遠看著我出站了，她再回頭返中大。

劍雯的論文得到委員會的一致讚賞。畢業後她也拿起木鐸，在香港樹仁大學為人師表。如今看見論文變成了書，劍雯再次待發清曉，我心欣然。